宋才发发表：《中国陆地边疆的价值性、基础性及基本特征》论文

 北京12月7日电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边疆制度、实施边疆治理的国家。自有国家文明肇始，日渐形成中原华夏和边缘四夷的天下观。“天下”“五服”是奠立先秦边疆观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从传统帝王的“家天下”，逐渐走向民主共和以及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在中国从王朝国家转变为主权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陆地边疆也相应地经历了历史嬗变过程。“天下”表达盈缩的思想观念，对中国陆地疆域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影响，需要对王朝国家“天下”与“中国”的价值理念进行合理的解读。“疆域”与“边疆”是有内在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陆地边疆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最基础性的边疆，近代中原王朝时期西南边疆的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边疆特色和显著的历史特点。清王朝统一历史疆域版图代表着中国领土的基本范围，主权国家边疆具有临界性、边缘性和交集性的本质特征。人们可以透过主权国家边疆的本质特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主权国家边疆所独有的特殊差异和内在规定性。边疆治理是巩固国家政治利益、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是由石河子大学主管、主办的人文社科类综合性学术理论期刊，系中国人文社科（AMI）核心期刊（扩展版）、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RCCSE核心期刊、全国高校社科精品期刊、全国民族地区优秀学报。在2021年第5期“历史研究”专栏，推出特约专家宋才发《中国陆地边疆的价值性、基础性及基本特征》论文。《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陈旭东，常务副主编李平；本文责任编辑赵旭国、任屹立。

 

宋才发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博士生导师。

 中国陆地边疆的价值性、基础性及基本特征

宋才发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边疆制度、实施边疆治理的国家。自有国家文明肇始，日渐形成了中原华夏和边缘四夷的天下观，中国具有典型的“边疆国家”的特征。进入21世纪以来，改革开放动力释放出全球溢出效应，使得中国经济规模和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但亚洲内陆边疆区域受到内外双重社会冲击，遗留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与国际社会反华势力遥相呼应，致使边疆地区时不时出现一些不稳定的现象，边疆地区已成为当下最活跃的政治空间与经济地带。党的十九大报告把边疆治理在国家治理中价值作用，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对边疆治理、边疆振兴、安全稳定、和谐发展等边疆问题的研究，成为学界重中之重的研究任务和热门话题。本文拟就中国陆地边疆的价值性、基础性和基本特征略陈管见，以请教与大家。

一、中国陆地边疆的价值性及相关理论诠释

“天下”“五服”是奠立先秦边疆观的思想基础。《尚书·禹贡》从制度设计上，把全国分为九州并设计了一个“差序格局”，其地理观念是以边界意识为基本前提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楚、齐、韩、魏、赵、燕、秦等七国，为了国家防守需要纷纷在其边界线上修筑长城。长城在当时既具有军事功能，又具有边界功能；既具有防御外敌入侵的功能，又具有阻止本国人逃离出去的功能。长城“城墙”本身，就是集防御功能和边界功能于一身的最好见证。秦始皇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六国统一大业的，边界在本质上就是作为一种“推动力”而存在的。中国古代“边疆观”诞生于先秦，“天”和“天下”是先秦的重要概念。“天”被赋予极其丰富的内涵，是人们所认识的“最大宇宙”、“至尊天神”、“至高天理”三位一体的集合体，“天下”则是人类居住之所在。“天下”与“五服”相结合，由此衍生而来的“天下观”，是后世认识世界和建构政治秩序的思想源泉。从疆域视角审视“天下五服”说，可反映出先秦“畿服”理念下的边疆观。“天下五服”说建构出“天下一体”、天下“中心—边缘”结构，阐释了“中心唯一”和“边缘服事中心”的秩序观，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宏大的理论概括，奠定了中国古代边疆观的思想基础。在先秦边疆观里，“华夷之辨观”反映出先秦对“中心—边缘区域”的根本认识。“华夷之辨”又称为“夏夷之辨”，是古代关于天下中心地区与边缘区域的一种独特认同形式，其主旨就是从理念上明晰华夏族和夷族之区别，并在这种区别中实现华夏民族的自我建构，同时也是对边疆民族的建构。这种看似血统之辨的区别，其建构的基础更多依赖的是文化差异，表明华夏文化高于四夷文化。华夏是礼仪之邦，文化之中心；“边疆是化外之地，四夷是化外之人”。因此，“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在先秦王朝统治者的眼里，华夏族建立的政权是“天命”所归，是王朝的“正统”。而四夷之政权，则需要服事正统之中央王朝。“天下五服”说，表明天下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天下是统一的，而不是分裂的，认为分裂是违背天道的。这种对疆域观和边疆观的基本认识，成为影响中国历史极为深远的“大一统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边疆不可分离的理论基础。“天下五服”说的重要意义在于，建立起天下一家、天人合一以及大一统思想的理论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说，先秦时期的“天下观”，是有限性疆域的“天下观”，它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解释疆域空间的理论。王朝国家的“大一统”和“夷夏”观念，则是在先秦“天下观”的基础上不断演变发展而来的。就“天下观”与“大一统”的本质区别而言，“天下观”是一体，“大一统”和“夷夏”则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为后世提供了对“天下”与“中国”认知的基本条件。

对王朝国家“天下”与“中国”价值理念的解读。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从传统帝王的“家天下”，逐渐走向民主共和、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进而迈入现代世界的历史空间和国际政治舞台，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前形成的清朝版图，在这里不露山、不显水地显示出无与伦比的价值作用。中国古代边疆仅有地理上的距离远近，而没有明确的界限划分，正所谓“有疆无界”。近代边疆不仅明确地划定了疆界，而且采取国际法订立条约的形式进行，疆域丧失的主要是“疆界”之外的封建相对主权，而获得的则是“疆界”之内近代绝对主权。这也即是说，“疆界”之内的领土区域，构成了近现代中国的“边疆”。当清王朝“藩属体系”与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发生碰撞的时候，“藩部”地区转变为多民族国家疆域的组成部分；原来的“属国”关系，演变为同清王朝的国际关系，开始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这个期间国家领土空间形态的塑造，不仅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法律意义，而且具有极为重要的经济发展意义。譬如，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的“中国等值线人口密度图”中的“瑷珲—腾冲”线，历史学家黄仁宇强调的“十五英寸等雨线（381毫米等降雨量线）”，就科学而清晰地划分了中国版图上的“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姚大力教授在《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国边陲》一文中，对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的认识做了深度论析。他进一步分析了胡焕庸的人口密度分布线“黑河—腾冲线”，赋予雨养农业与牧业经济的分界地带和汉族与少数民族分布区之间划分的历史地理价值。他认为“中国的国家建构从东向西覆盖到今天的全部中国的历史任务主要是由非汉语人群所创建的‘边疆帝国’式中原王朝，特别是元朝和清王朝来实现的。”近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从古代“天下型”国家演变而来的，多民族的中国边陲已成为中国的历史常态，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边疆的空间结构，决定了中国边疆的历史观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当代意义。由于独特的地理空间以及族群格局，历代王朝在东亚区域始终居于主导性地位，逐渐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的、以“我”为中心的思想观念。由这种观念产生的疆域理念和边疆治理政策，在中原地区政权与周边游牧族群政权之间游刃有余，较少受到域外势力或其他力量的冲击，这是当时中国人的一种世界认识或世界观。这种传统的以“我”为中心的“天下观”，是王朝国家抑或华夏视野中的“天下”或“世界”。历史进入近代后，中国已由“大地之中”变为“世界的中国”，而非华夏之“中国”。现代中国传承了王朝国家的“大一统”理念，创造了“五族共和”的国体，其领土直接继承清王朝形成的国家疆域。21世纪中国边疆治理和边疆建设功效如何，事关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要每论及清王朝就对它简单地嗤之以鼻，应当全方位地看待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清王朝“决定性地改造了中国版图结构和国家认同”，起码在国家疆域版图上是有巨大贡献的。“现代中国就是在清帝国的疆域和族群基础上把周边各族纳入一个‘中华民族’，形成庞大多民族的现代国家。”“中国的国家疆域历经千年的自然发展，最终奠基于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历史时期的中国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版图，这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几千年来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政治各方面密切关系所自然形成的。”

从王朝国家到主权国家陆地边疆的历史嬗变。自《汉书·地理志》肇始，到清代《一统志》为止，这些人文地理历史著作，集中地对我国陆地边疆的形成和发展，做了较为详尽的、规范的历史记载。譬如，《地理志》把西汉疆域的源头与“九州”的神话传说联系起来，并且将“九州”视为历史上夏、商、周、秦各个朝代疆域的延续与发展。但由于这些疆域的记载和有关边疆史实的叙述，多是依据历代王朝的历史沿革进行的，且疆域版图又多以中原王朝为中心而盈缩不定。这样做的好处是为元朝的《一统志》奠定了基础，缺陷是“以直接统治区域为主体，而对于政区之外的‘夷狄’分布的区域，由于王朝一般实施‘羁縻’统治方式，故往往不在叙述体系之内。”这也即是说，这些人文地理历史著作，不仅难于真实地涵盖中华大地，就是同历代王朝实际控制的疆域也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就曾认为，很难将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用现代语言来表述清楚，并且“中国传统意识中的国家和旧义的‘天下’同是一个宽泛的名词”，难以用近代国家的概念来进行类比。人们熟悉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确定的疆域范围，是按照清朝完成疆域统一之后、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前的中国版图确定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历代王朝政权又把自己管辖的全部疆域领土，自觉自愿地认定为中国整体疆域的组成部分？其内在根据和必然逻辑是什么？国内疆域史对这些问题基本上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和阐释。诚如李大龙编审所指出：“中国疆域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要以前人的研究成果及其理论为基础，但仅仅在历代王朝历史语境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叙述体系，往往会受到‘民族国家’理论的冲击，不仅被扣上‘大汉族主义’的帽子，而且很难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认同。因此，我们要实现在此研究领域的理论创新，必须突破王朝国家理论和‘民族国家’理论的束缚。”如果不从根本上突破“王朝国家”理论和“民族国家”理论的双重束缚，便无法从源头上驳斥“长城以北非中国”的西方流行性错误观点，无法从本源上实现从传统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的历史嬗变，也无法从标识上实现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疆域的话语体系。从历史上传统王朝国家的“有疆无界”，到现当代主权国家的“有疆有界”。“审视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既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大历史是一致的，也具有充分的学理依据。”马大正研究员就认为：“中国疆域的形成经历了数千年的时间，发展道路十分漫长、曲折，可以分作形成、发展、奠定、变迁四个阶段。” 具体说来就是：“秦汉时期为形成阶段，隋唐至元为发展阶段，清代为奠定阶段，清中叶至民国为变迁阶段。”葛剑雄教授在《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一书中认为，中国疆域范围应当以最后演变成为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清朝所达到的稳定的疆域为其范围。“就是今天的中国加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

“天下”表达的盈缩对中国疆域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影响。中国自秦肇始，进入延绵数千年的王朝国家时代，并且形成了与王朝国家体制和治理机制相适应的边疆制度。直到晚清之后，中国的国家形态才逐渐由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秦“初并天下”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天下”就是“三十六郡”。所以说秦朝的“天下观”，实质上是有限性的疆域观念。中国社会进入西汉后，随着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汉武帝所统治的“天下”，除了汉朝实际统辖的范围外，还包括四夷在内，汉承秦制对边界的重视是毫不含糊的。汉朝继续使用“天下”的话语表达，是为了体现政权的合法性。宋、明两个朝代尽管没有实现“大一统”，但是仍然继续建构涵盖“四夷”的“天下”。清朝入主中原之后，在“天下观”的表达上，承袭了历代王朝的传统方式，其“天下”既可以虚指世界，又可以实指清朝统治的版图。清朝的“天下”在指代内地各省、统辖范围及世界的同时，还非常重视对边疆边界的建设，因为边界划分是属国得以成立的前提。“边界”并不是近代条约体现和所谓民族国家出现后才有的副产品，其实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明晰的边界，春秋时期就初步形成了国际法。清政府在对藩部地区实施有效管辖的基础上，积极谋求与外国签订条约。譬如，“康熙朝与俄罗斯签订的《尼布楚条约》、雍正朝与俄罗斯签订的《恰克图条约》等，已经使清朝统治阶层有了明确的边界概念。乾隆初年，清政府试图以《恰克图条约》的划分原则与思路同还是对手的准噶尔进行划界谈判，经过多次谈判，终于达成一致。” 实现准噶尔部与清朝统治的喀尔喀部仍然以阿尔泰山为界。但是这个边界协议的签订，是以清朝给予准噶尔入藏熬茶及与其贸易为前提条件的。清政府实际上一直在谋求边界的清晰化，又譬如，“与朝鲜的边界问题，康熙年间就经过几次查勘，直到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踏查长白山才确定了中朝边界。”参与边疆治理者和边疆建设者，不仅有以中原王朝为代表的王朝政府，而且有周边的边疆王朝以及边疆政权。再譬如，雍正年间清政府因与安南谋求明晰化的边界，雍正帝忽然间把云南督臣辛苦查出和争取的40里地赏赐给安南国王。在这里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清朝与俄罗斯划定边界表现出一种封闭的姿态，而安南与俄罗斯不同，它是清朝的属国，雍正帝试图用‘天下共主’的开放性来抵消划分边界的封闭性。”

 

二、中国陆地边疆的基础性

“疆域”与“边疆”是有内在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边疆最早出现于《左传·昭公十四年》：“好于边疆，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把“边”与“疆”组合在一起而成为“边疆”，体现了地理和政治的双重含义。历代王朝基本上都是以帝王统治的中心区域，来界定国家的“边疆”和边疆地区的。作为地域概念的边疆地区，是一个既包括广袤陆地边疆，又包括广阔海洋边疆的完整概念。我国现代边疆是由陆地边疆、海洋边疆、太空边疆三位一体的“硬边疆”，以及因国家利益内缩抑或外溢而形成的“软边疆”共同组成复合型边疆。在这里必须充分认识到，陆地边疆是我国最早建立边疆的地方，也是海疆、空疆或“软边疆”的依托和参照。因此，本文着力于对陆地边疆的研究。陆地是指海平面以上具有一定规模的土地。研究陆地边疆的基础性问题，应当依据中国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边疆治理和边疆建设的实际情况进行，既不能先入为主地框定一个研究套路抑或模式，也不必忌讳历史边疆曾经发生过某些重大变化的历史事实。凡在特定历史时期由中原王朝直接管辖的区域，不应当关乎它在当下属于邻国的哪个地区，而应当尊重历史事实，把它视为中原王朝版图的组成部分。仅就理论分析而言，“疆域”是指王朝政府政权管辖的全部地域范围，“边疆”一般是指某一王朝腹心地带的外缘部分。譬如，中原王朝就把华夏地区之外的外缘部分视为边疆。所以，我国历史上的“边疆王朝”“边疆政权”，通常都有属于它们自己的边疆，区别只在于其边疆观与中原王朝不尽相同而已。概括起来说，我国元代之前的历史疆域，分别是由中原王朝、边疆王朝和边疆政权统治的，中原王朝对边陲以及边缘地带多实行“羁縻政策”，以实现“守在四夷”的目标。“所谓国土者，必有人民、主权与土地三要件，而三者之中，人民实居其首。无人口固无国土可言，有而太少，亦不过为名义上之领土而已。按人类生存竞争之定律，任何土地之主权皆非绝对之形态，惟有力者得之，守也；非然者或不能得，或得而终不能守。”对于那些归顺抑或归附自己的边陲势力，中原王朝通常授予藩王或羁縻府州官吏的虚衔，明确规定其职责就是守卫中原王朝的边陲，古人将其称之为“藩篱”。王朝政府对边疆地区与邻邦实行相异的政策，即在不同的区域实施不同的“治疆方略”。明清两朝继承和发展了元朝的边疆管理制度，但是在完善边疆管理制度、管控边疆秩序和开发边疆诸多方面，元、明、清三朝各有不同的建树，到清代达到顶峰。下面笔者以在历史上享有盛誉的唐王朝边疆治理和边疆建设为例，展开一些具体地探讨。唐王朝在开元天宝之际的疆域，“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唐王朝西部疆域所指的安西则是由安西都护府管辖的区域，都护府的首府“龟兹地区的地方行政建制很有特色，在都督府、州之下有相当于中原县级机构的城，城下有村、坊等基层建制”。然而“龟兹”毕竟只是安西都护府的政治中心，安西都护府实际上还管辖着“安西四镇”。这四镇在《旧唐书·西戎传》里有明确的记载: “先是，太宗既破龟兹，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以郭孝恪为都护，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其管辖的地域范围即从当下新疆南疆的和田到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以东的楚河流域的托克马克市附近，统统都是安西都护府管辖的领地。另外，从众多城邦小国演变而来的帝国或王朝的疆域，四至一般以自然山脉抑或河流为界，如阿尔泰山、帕米尔高原、黑海等等。唐王朝除了首都长安外，几乎每个州的州府都是城市，如苏州、杭州、益州、泉州等等，这些城市在当时就属于有名气的城市。

陆地边疆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最基础性的边疆。中国治理边疆、构建边疆肇始于秦朝。秦王嬴政26年庚辰（公元前221年）以武力消灭六国，从而结束了中国早期历史上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建立了以陕西咸阳为首都的统一国家。秦帝国嬴政宣布自己为开国“始皇帝”，奠立了“车同轨、书同文”王朝国家的政治实体，铸就了东至东海、西至陇西、南至岭南、北至阴山、河套和辽东的广阔疆域，形成了法律意义上的“边疆”概念。在秦王嬴政的眼里，边疆即是远离国家政治中心的边缘地带。秦王朝在把国家疆域划分为若干个区域管辖的同时，对国家疆域的边缘地带实行特殊的管制措施和统治方式。其中，修筑牢不可破的长城城墙，就是重要的边疆管控、军事控制和边疆治理的重大措施。随着历朝历代效法秦制、秦政、秦律的历史延续，一个以陆地边疆为基础的“中国边疆”理念逐渐形成。中原王朝在统治根基稳固之后，开始在边疆地区和重要边陲，设置特殊的地方政权抑或派出机构，明确其职责和任务就是“镇守边疆”。于是在陆地边疆治理上，逐渐形成了王朝国家“守中治边”“守在四夷”“一点四方”的边疆治理政治思想。进入清王朝统治时期，王朝政府陆续在边疆设置省建制，实施“改土归流”等重大政治改革举措，以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和治理。1755年至1759年，清王朝先后平定准噶尔以及大、小和卓的叛乱，首次实现了对西域天山地区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自秦始皇肇始，后续历代封建王朝开辟并守护的大片疆域，到近代陆续转型为“中国”这个主权国家的“主权领土”。尽管国家本身由于封建王朝统治者不断更迭替换，在宏观制度上不断发生各种错综复杂的变化，但是“边疆国家”的结构和功能，却始终没有改变。清王朝基本上继承、掌握和控制了中国历史上的传统疆域，初步实现了国家的规制统一和疆域稳定。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清王朝于1762年绘制了完整的国家疆域图（《乾隆内府舆图》），以此作为国家疆域规模大小的依据和凭证。清王朝时期国家边界线的划定和国家陆地疆域的确定，也促使边疆的范围大小得以确定。边疆不再是以国家中心区域往外推，而是指与国家边界线相连的内侧区域。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我国当下的边疆已经由过去单一的陆地边疆，拓展为陆地、海洋和太空多种形态的立体边疆，边疆地区已成为陆海统筹的整体疆域概念。“我国陆地边境线横跨9个省（区），即从辽宁省丹东市的鸭绿江口起，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的北仑河止，总长达22800多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与周边16个国家和地区相接壤。在55个少数民族当中，除了黎族、番族和高山族之外，有50多个少数民族散杂居在这2万多公里长的边境线上，属于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占比达85%，形成了世界上极为少有的陆地边疆少数民族特色。”但是无论如何，陆地边疆终究是现当代边疆的源头，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最基础性的边疆，是我国当下核心区域重要的地理屏障，是维护整个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近代中原王朝时期西南边疆的形成及历史特点。国家是边疆存在的理由、依据和前提，由于有了国家，所以才有祖国的边疆。国家的“自然空间”便化为“政治空间”，国家权力所及最远的边缘地带就是祖国“边疆”，国家权威力量与大自然力量紧密结合形成国家“领土”。边疆在本质上是一种客观存在、是自然历史形成的，任何时候都应当重视边疆存在的现实问题，把注意力和着眼点放在边疆治理上。这里以西南边疆为例展开具体研究。云南大学方铁教授认为：“历史上的西南边疆，包括今云南、广西、贵州三省区与四川西南部，以及一段时间纳入中原王朝版图的中南半岛北部。西南边疆经历逐渐形成的过程，并具有不同于其他边疆地区的一些特点。”明朝皇帝朱元璋把边疆治理的重点放在北方。又鉴于西南边疆地势艰险、民风强悍，于是朱元璋在西南边疆派驻了大量军队，如派遣到云南边疆常驻将士及家眷人数就达到七八十万人，驻扎在贵州天龙镇的朝廷军士及家眷就有43万人。朱元璋封侄子朱守谦为“靖江王”，驻守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桂林市。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朝廷将原来的“广西行省”改制为“广西布政司”，管辖的权限和管辖的地域范围，与现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管辖的职责范围和地域范围相近似。由于清朝统治者来自东北部边疆地区，因而基本上没有“内华夏、外蛮夷”的思想观念。清朝末期的西南边疆地区，已初步成为各族居民广泛杂居、人口分布相对合理、经济社会相对发达的区域。这个时期的商业贸易和商业城市也相应快速发展，如地处云南边疆的昆明、大理、建水、曲靖和保山等地，纷纷由原来的“茶马古道”“边疆驿站”、军民生产生活的“商品集散地”，陆续发展和扩建成为商贾云集的大中城市；地处边疆地区广西的桂林、柳州、梧州与南宁，也陆续由原“广西省”的“商业贸易”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展和建设成为在东南亚享有盛誉和影响力的商业城市。中原王朝对边疆“蛮夷”实施的治理政策，深受秦朝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譬如，《左传》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和戎狄，国之福也。”又称：“多行不义，必自毙。”秦汉之后，中原王朝不仅有应对的边疆“蛮夷”的策略，还特别重视在边疆地区树立“亲诚惠容”“重道尚义”的形象。因而在2000多年的历史嬗变过程中，西南边疆地区呈现出一些鲜明的历史特点：（1）西南边疆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中原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制度，事实上经历了从“羁縻之治”“土司制度”到“改土归流”的三个过程，表明朝廷统治蛮夷的方式，比较重视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并随着情况的发展变化形成了多样化的制度形式，西南边疆日益成为中原王朝对外开放的门户。（2）西南边疆与朝廷始终保持着良好关系状态。如在东晋、南朝统治的377年间，尽管西南边疆地区的管控权常有变异，但一直奉中原王朝为正朔；南诏政权统治254年，始终没有脱离唐朝的统治，自称是西南边疆的局部政权；在“大理国”存在的317年间，曾被宋朝冷落疏远甚至视为“外邦”。但“大理国”仍主动向朝廷纳贡俯首称臣，从来没有与朝廷发生过战争；元明清时期，西南边疆从未出现过影响全局的“地方割据”。（3）西南边疆各民族关系融洽和谐。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和睦相处，汉族在西南整体民族关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西南边疆地区各民族非常注意同内地各民族的友好往来，从来没有受到域外势力的破坏和干扰；宗教也没有受到外域宗教势力的操纵，各宗教之间做到相安共处。（4）西南边疆战略地位日渐凸显。当南诏与吐蕃发生强强联合的时候，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显著提升，云南地区首次登上了东南亚的政治舞台。西南边疆在保障西南疆域安全，对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做出了积极贡献，对发展国家对外政治、经济、外交关系方面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5）西南边疆与邻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西南边疆的对外邦交关系，经历了从广义蛮夷到邻国的曲折发展过程。在经历长期历史嬗变之后，广义蛮夷陆续分化为边疆民族，有的竟然变成了邻国。总之，中原王朝在西南边疆治理上，相沿形成一些基本的观念与传统，如“沿边的底线观包括以下一些内容：一是奉行‘守在四夷’的原则，不轻易对边陲或边疆地区用兵。二是国家的重大利益不容侵犯，元代以前的王朝与元明清三朝存在一定的差异，坚决维护已有疆土与相关权益是中原王朝共有的特点。三是坚定维护中原王朝的形象与权威，对边疆‘蛮夷’实行扶危济困。”

 

三、中国陆地边疆的基本特征

清王朝统一历史疆域版图代表着中国领土的基本范围。仅从清朝政府绘制的国家版图看，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八年（公元1705—1719年），康熙皇帝亲自主持编修了《皇舆全览图》，第一次在文字标记上采用汉字，东北和蒙藏地区采用满文，因而历史上称这个铜板地图为《满汉合璧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木刻地图”则详细绘制了西藏、蒙古以及以西地域，使其疆域范围东北至库页岛、东南至台湾、北至贝加尔湖、南至海南岛、西北至伊犁河，而且在西藏边境还首次标注了珠穆朗玛峰。到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清朝政府出版标准的《乾隆内府舆图》，标志着中国疆域完成了“大一统格局”，再现了汉唐时期中国疆域辽阔的局面。到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湖北景桓楼刻本《大清一统舆图》的问世，它便成为清代疆域的标准版图、公开内府舆图以及后世编制出版舆图的范本。《大清一统舆图》的历史价值和深远意义在于，它以清朝政府法律文本的方式“告示天下”：中国国土和疆域面积为1270万平方公里。从一定意义上说，国家构建“边疆帝国”并初步实现“国家认同”，创制从东向西覆盖当今“雄鸡版图”（清《乾隆内府舆图》为“海棠叶版图”）的历史任务，是由秦始皇肇始并初具边疆形制，再由后继封建帝制的“元朝”和“清王朝”完成的。20世纪50年代国家主席毛泽东提出改绘清代杨守敬等绘制的《历代舆地图》，由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担纲领衔完成。该地图仅绘制了中原王朝的直辖版图，清代仅画内地18省，没有包括新疆和青、藏、吉、黑、内蒙古等边疆地区。谭其骧认为：“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密切。清朝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统一历史疆域的任务。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前清朝的版图，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鸦片战争爆发以前清朝的版图，可代表历史时期中国的基本范围。”谭其骧担纲绘制的地图及标准被中央和同行专家学者认可后，凡在这个地域范围内活动的民族，均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凡在这个地域范围内建立的政权，均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华民国的成立，对外正式简称中华民国为“中国”。由此，中国从法律上完成了从地理及文化上的概念到政治地理概念的转变，尤其是完成了中国对外的标准化简称。清王朝通过施行300年的满蒙联姻，既密切了王朝国家与蒙古上层建立的姻亲关系，也密切了内地与北部边疆草原的合作关系，抵御了沙俄等外部势力的侵扰乃至侵略，最终推动了中国基本疆域的奠定。因此可以说，清王朝在统一中国历史疆域版图上是功不可没的。

主权国家边疆具有临界性、边缘性和交集性的特征。主权国家的边疆作为一种特殊的时空统一体，它的存在、发展和变化涉及到诸多方面的复杂关系，如边疆涉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边界、边境、人口跨境流动等等。西藏民族大学的何明教授在《边疆特征论》一文中认为，边疆是国家形塑及多重力量互动的产物，是国家疆域伸缩和边界重新划分与民族分布空间的非同步性所形成的领土边界与民族分布的交错区域；边疆既是为了国家安全而对境外武装力量、跨国流动的人和物以及意识形态、文化、技术和信息等方面的阻隔，同时也是跨国配置资源以及获取利益的一种桥梁。云南大学的周平教授在《论中国的边疆政治及边疆政治研究》一文中指出：中国陆地边疆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边”“远”“杂”“贫”“特”这几个方面。边疆处于远离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能量和信息传导的末梢；边疆的族际关系复杂；边疆地区大多自然条件较差、环境脆弱、资源有限；边疆的社会机制、发育程度、文化以及面临的社会问题等都有其特殊性。在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任何资源区域包括内地的自然区域都具有区域性、动态性和矛盾性，任何政治区域包括政治中心区域都具有政治性、场域性和建构性，任何文化区域包括所有少数民族聚集区域都具有民族性、文化性和复杂性。人们通常所论及的特征，即“可以作为事物特点的征象、标志等”。事物的本质特征是事物本质的内在规定性，应当是反映事物的根本特点并能够使此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征。也即是说，人们透过主权国家边疆的本质特征，可以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主权国家边疆所独有的特殊差异抑或内在规定性。主权国家边疆的临界性、边缘性和交集性，与主权国家的边疆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几乎每一个特征都反映出边疆本质属性的一个方面，它们彼此交织在一起，凸显出边疆区别于非边疆的显著标志。在这里主权国家边疆的“临界性”，体现为一种靠近边界并随边界的变化而变化的自然状态。边界在本质上是划分领土的界线，边疆是国家内侧靠近边界的领土，边界的划分、勘定、定界和管理，都有公认的国际法、国际规则和程序规范为依据。主权国家边疆的“边缘性”，一般理解为“不断解构与再造的多维度重叠的边沿或前沿”。尽管“边缘”之所在未必都是法律意义上的边疆，但是靠近国界的区域必定是国家的边缘性领土，从边疆的临界性可以必然地导出边疆的边缘性。即是说边疆的边缘性表现为边疆是主权国家领土的边缘。主权国家边疆的“交集性”，显现和揭示出边疆地区诸多要素、关系和势力在其中相遇、融合与共生的情景。边疆是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它犹如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复杂政治、民族、军事、经济、社会、文化挑战的一种缩影，不同要素、关系和势力在其中相遇、抗衡、融汇、共生和共存，呈现出相互交织、渗透、互构、嵌套等交集性特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充分认识边疆临界性、边缘性和交集性特征，有助于更加有效地实现边疆治理、边疆安全、边疆稳定、边疆发展和边疆繁荣。

边疆治理是巩固国家政治利益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唐朝和清朝是中国历代王朝治理西域最具典型性的两个朝代，其边疆治理较为集中地体现了王朝国家构建以及清末民族国家构建转型之发展流变。在清代第一部官修新疆志书《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中，有多达十余处就唐、清西域治理做出比较的记述，阐明并强调清代西域治理成效胜于汉唐。譬如，《钦定皇舆西域图志》认为：“清代西域治理在空间规模、事件持续、制度教化以及治理的实效性方面均超越汉唐，而清代西域治理‘远轶汉唐而上矣’之关键处，在于唐代仅‘存驾驭之名，鲜开辟之实’，清则实现了‘中土之与西域合为一家’、‘混而一之’，成‘大一统’之盛。”人民是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自人类社会进入国家社会形态之后，国家就是人民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政体。国家的边疆“既是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综合铸就的战略边疆、利益边疆，也是人民生活、文化、社会作用下的人文边疆”。在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王时代，边疆多是指远离中央政权所在地中原华夏的边缘地带。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边疆既是国家统治范围内的一个特定区域，通常是一个民族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边疆“系指国内许多语言、风俗、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而言，所以亦是民族上的边疆”，它是在国家政治屋檐保护下，经过边疆长期建设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同时边疆又是一个军事概念，边疆是国家对外设防的地理屏障，通常就是核心区域战略安全和军事安全的屏障。国家利益成为国家与边疆关系的核心，它充分体现和反应了国家在边疆地区统治的有效程度。“边疆所感受到的外部军事环境和军事压力，往往成为国家保卫领土完整、捍卫主权独立、防御外敌入侵、维持边疆秩序、增进睦邻友好的直接动因，边疆的军事属性因此具有很强的国防性。”边疆的安稳与得失直接涉及到国家利益的实现程度，因而国家需要运用政权的力量，运用国家和社会资源，对边疆实施有效治理和有效建设，切实解决边疆建设和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上至中央政府、下至地方政府都在关心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问题。然而再好的政策当落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当地老百姓头上的时候，总难免会遇到诸多意料不到的阻力。因为老百姓的思考通常不会上升到国家与民族命运的高度上面去，他们最关心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得失。因而费孝通曾明确指出：“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天下未乱边先乱，天下已定边未定。观边疆治乱兴衰，可知国家统一还是分裂，国力强盛还是贫弱，民族和睦还是纷争”。边疆治理是巩固国家政治利益的根本需要，“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人民终究是边疆存在和发展的终极理由。“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在边疆治理和开发建设的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一定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求，“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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